前言

周恩来总理一向是以温文尔雅、风度翩翩的形象示人。

他与妻子邓颖超数十载，相濡以沫；从相识、相恋到结为连理，二人的感情与婚姻史，与党的革命工作和新中国的成立有着紧密相连的关系。 因感情深厚，周恩来总理几乎没有与邓颖超红过脸、拌过嘴。

然而在1966年底的一天，周总理罕见地对爱妻邓颖超大发雷霆。

起因竟然是邓颖超因为天气与风向不好，建议周总理多休息。

二人吵架的内容，如今演变成了多种版本。直至1997年，曾任周总理卫士恶乔金旺接受记者采访时，才向大众揭露了周总理与邓颖超具体吵架内容。

周总理认为邓颖超违反了纪律，令他勃然大怒。

依据乔老的介绍，周总理被激怒的原因与我国第一颗氢弹研制爆炸有关……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图｜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结婚照

一、周恩来总理与“两弹一星”

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面临着严峻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形势。

从1958年起，中国与苏联交恶，以美国为首的一众西方国家，与中国台湾国民党集团不时叫嚣“给中国一点颜色看看”。

1958年8月，解放军炮击金门，时任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做出反应，声称：要对中国进行核打击。

基于此，发展属于中国的核武器，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国核工业与相关工程正式上马

1960年7月，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立即召回在中国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

同年9月1日，援华的几百名苏联专家全部撤走。

当时在中国核工业系统工作的200多名苏联专家也全部撤走，还把关键的图纸资料全部销毁。

更为严重的是，苏联停止向中国供应核工业系统的配套设备，使得中国在建的核工厂与相关实验全部停工、中断。

这一时期，中共中央面对困难重重的局势，为强有力的领导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组建了一个部门“中央专委”。

中央专委的全称开始是“中央十五人专门委员会”，后来随着工作的开展，改称“中央专门委员会”。

委员会负责人是周恩来总理，他直接领导工作人员，攻克一个又一个“两弹一星”工程，取得一个又一个关键成果。

时间来到1962年9月，核工业部经过认真讨论研究，向中共中央提出：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中国第一颗原子弹。

1965年3月2日，中共中央指示中央专委：不仅要研制原子弹，还要研制导弹。

深感责任重大的周总理，立即选调余秋里、邱创成、王秉璋、袁宝华等同志加入中央专门委员会。

至此，中央专门委员会成为中共中央领导国防尖端事业的最高决策机构。

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与副总理贺龙，分别为专门委员会的一二把手。

李富春、李先念、陆定一、聂荣臻、罗瑞卿、张爱萍，分别担任不同职务。

图｜“中央专委”主要负责人

这群开国将帅与党内领导人组成的中央专门委员会，将原子弹、导弹、氢弹、核弹研制成为国家战略重点，在短时间内寻求突破，摆脱西方国家的“核大棒”。

扩大成员后的中央专门委员会连续召开会议，周恩来总理明确指出：“我们国家即使能在1965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也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我们要在工作中实事求是、循序渐进；一定戒骄戒躁、坚持不懈。”

在中共中央与中央专委作出一系列决策后，全国有关部门、有关地区的党政军民，积极参与到研制原子弹、氢弹、导弹的研制工程中。

从1963年3月，我国完成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至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大荒漠核试验场成功爆炸。

以周恩来为首的领导同志，与王淦昌、朱光亚、郭永怀、邓稼先等科学家，为中国“两弹一星”工程鞠躬尽瘁。

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后，周恩来总理立即部署：用空投方式进行核爆炸试验。

1965年5月14日，第一颗空投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

1966年3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中央专委第十五次会议，他明确指出：导弹携带核弹头准备工作要在8月底前完成。

1966年10月27日，中国完成了首次导弹核武器的试验，精准命中目标。

周总理事后向毛主席汇报时提出：“在我国本土上空用导弹进行核试验，而且一次就100%的成功，这在国际上是一个重大创举。”

的确，从第一次核爆炸到小型化核弹头，美国用了13年，苏联用了6年，中国只用了两年时间。

因为历史遗留问题，就在我国第一颗小型化核弹头成功爆炸时，核工业部研究部门的相关专家受到牵连，引起广大科研人员严重不安，影响了氢弹爆炸试验的工作进度。

远在新疆罗布泊的核试验基地同样受到了冲击。

周总理闻讯后非常焦急，他要求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几位元帅协调有关部门做好善后工作。

好在周总理及时稳定住局势，使氢弹爆炸实验最后获得成功。

1966年10月中旬，按计划要求进行氢弹试验装置的工程设计和加工制造任务。至12月，科学家与加工人员团结协作，完成了氢弹实验装置的设计与加工任务。

1966年12月11日，周恩来主持中央专委会议，原则同意国防科委、二机部关于氢弹原理实验各项准备工作安排，在1966年12月底或1967年1月初进行实验各项工作。

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后，爆炸区出现了阴雪天气，基地立即组织技术人员查阅历史气象资料，分析得出结论：这次降雪天气范围很大，北疆至天山一带，南疆至整个塔里木盆地都是这种天气。

持续时间应该不会低于5天，甚至可能达到15天！

天气突然变坏，导致大家信心不足，工作起来手忙脚乱。

1966年12月27日，聂荣臻元帅飞抵马兰核实验基地，顾不上休息，听取了基地司令员张蕴钰关于氢弹原理试验准备工作的情况汇报。

当天晚上，聂元帅打电话向周总理汇报情况，得到批准：决定于1966年12月28日中午12点进行中国第一次氢弹核试验爆炸。

图｜聂荣臻（左）元帅视察氢弹爆炸

负责研制氢弹的于敏当时心情非常紧张。

随着一阵强烈的闪光，蘑菇云直冲上天，预示着中国首次氢弹爆炸试验获得成功。

经过数据测量，这次爆炸的威力为12.2万吨梯恩梯当量。

1967年2月2日，国防科委、核工业部、核试验基地等单位共同研究后，向周总理汇报了氢弹爆炸实验的准备情况，建议批准在1967年7月1日前进行实验。

1967年6月初，周总理在国务院小礼堂接见了国防工业系统的群众组织。

会议期间，聂荣臻元帅感到身体不适，多次站起来靠在礼堂柱子上。

周总理立即宣布散会。

参会人员走后，聂荣臻向周总理提出要亲自去核试验场主持氢弹爆炸试验。

周总理详细询问了聂荣臻的身体情况，再三嘱咐他一定要注意好身体情况，同意了聂元帅前往核试验场主持氢弹爆炸的提议。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在西部某地上空爆炸成功。

当聂荣臻在战壕里拿起直通北京中南海西花厅的电话，向周总理报告实验成功时，周总理当即高声欢呼“毛主席万岁”！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氢弹爆炸，美国用了七年零三个月，苏联用了四年，中国只用了两年多，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从原子弹到氢弹的跨越。

氢弹成功爆炸后，周总理把主要精力用于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和运载火箭的研制工作。

1970年4月，经过广大科技人员的埋头苦干，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和运载火箭成功发射。

1970年4月25日晚18:00，新华社授权对外宣布“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乐曲响彻寰宇。

具体算算，周总理从20世纪60年代初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他一共主持召开了40多次中央专委会议，若干次中央专委小会。

他老人家为中国“两弹一星”研制发射成功，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心血。

1974年4月21日，周总理最后一次主持中央专委会，在会议快要结束时，用满怀深情的眼神看着参会人员说：“我国的尖端事业现在还处于初级阶段，大家一定要争取时间，尽快搞上去。”

这是周总理对我国尖端事业留下最后的声音，不久后他因患癌症住进了医院。

因此，周恩来总理对中国“两弹一星”和其他尖端事业各个领域的发展提出了许多精辟且具有科学性的见解。

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以及日后都有重要指导意义。

二、因为风向，周总理罕见向邓颖超发了脾气

前文简单提及过，我们国家在准备进行第一次氢弹爆炸实验时，气象监测显示新疆罗布泊出现了大风大雪天气，给氢弹爆炸实验工作带来许多不确定因素。

还意味着氢弹爆炸后，大量尘埃和辐射物很有可能会随风向东边人口的稠密地区漂移，影响广大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根据气象预报深入分析得出结论：这次恶劣天气持续时间应当会超过5天，甚至会达到15天。

图｜刚下专机的周总理

为确定不会影响居民健康，周总理没有批准引爆工作。

这天夜里，周总理无法入眠。第二天天亮后，他还是没有休息，聚精会神地守着电话，想着从前线基地传来好消息。

邓颖超看到周总理已经连续工作了18个小时，非常心疼。

她就询问总理的卫士乔金旺：“总理都快工作20个小时了，他怎么还不上床休息呢？”

乔金旺压低声音回答道：“邓大姐，听说新疆那里风向不对，氢弹实验工作难以进行。”

听完这话，邓颖超转念一想：恶劣天气持续个好几天，难道周总理就不休息了吗？

于是，她转身走进总理办公室，对正在守着电话的丈夫说道：“恩来呀，听说什么风向不对，你就先休息，等到天气转好的时候再安排工作。”

这本是一句妻子对丈夫关心的话，没有任何不妥之处，却一下激怒了周恩来。

周总理抬起头，严厉地责问邓颖超：“是谁告诉你新疆那里天气与风向啊？你到底是听谁说的？邓颖超，你违反了纪律懂吗？”

这番严厉的责问，让邓颖超一时慌了神，她根本没有想到周总理会发这么大火，只好如实回答：“刚才我听卫士值班室乔金旺说的。”

周总理立马就把乔金旺喊了过来，对他严肃地说：我是中央常委，小超大姐是中央委员，她是做妇女工作的，‘两弹一星’和她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这件事我没有对她说，我带回来的文件她也不能看，更不能问，这是纪律问题。

周总理这番话的意思很简单，就是让乔金旺等其他工作人员一定要注意好保密。

这件事发生在1966年底至1967年初。到了1997年，乔金旺接受记者采访时，才向大众透露了周总理与邓颖超吵架的具体内容。

显然，乔金旺一直没有忘记周总理的嘱托，他足足等了30多年，才揭露了这段不为人知的往事。

三、就为这件小事，周总理值得与妻子发火吗？

若用普通人的眼光分析这件事，邓颖超大姐似乎受了委屈。

从妻子的角度来看，她是好心好意提醒丈夫休息，说的话似乎不无道理。

既然这几天风向不对，出现极对流天气，那就过几天太阳总会出现，天空会晴朗，不必要拘泥于一时。

对周总理而言，他是中央专委的领导同志，负责中国“两弹一星”的指挥工作。

周总理比任何人都清楚中国研制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时，遇上了重重阻碍。

他迫不及待地想在短时间里把这些工程全部落到实处。

举个不恰当的例子，“两弹一星”工程就如同周总理的孩子。他不允许任何人对自己的孩子产生威胁，希望他快快长大，成为对社会、对人民有用的人。

图｜周总理与邓颖超

的确，邓颖超出于好意提醒周总理注意休息。

但她是从乔金旺那里得知了新疆罗布泊出现恶劣天气。万一这件“小事”被国民党特务或者那些不怀好意的宵小之辈得知，对正在如火如荼的氢弹研制工作肯定会带来影响。

1969年，太原703研究所成功研发出了氢弹的重要原件TQD自动仪，这一研究成果标志着我国的氢弹研发技术取得了新的突破。

当703研究所派研究所保卫科长秦家康和员工杨晓晨带着自动仪在火车上时，这重要的氢弹部件竟然被人调包了。

虽然此事最后得到妥善解决，却给所有人敲响了警钟。

事关重大，周总理对西花厅工作人员有严格的保密要求：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自己知道的，谁问了也不许说。

当然，周总理对各项制度从不含糊，严格要求别人的同时更这样要求自己。

譬如红军长征时，周总理身兼数职，非常繁忙；尽管如此，他仍严格要求自己参加组织活动。

来到上海组建中央特科时，周总理严于律己。为了搞好地下工作，他从不与妻子邓颖超谈论工作的事情，与相关负责人都是单线联系，这样才能确保工作的万无一失。

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的侄孙周国镇有一次去武汉见女朋友。

由于早就知道未来女婿是周恩来的侄孙，女友的父亲与周国镇交谈时，毫无顾忌地把一些中央文件拿出来给他浏览。（周国镇女朋友父亲是武汉军区一位主要领导）

其中有一份文件是关于中央成立“一个由27人组成，周总理任主任的中共中央专门委员会”。

周国镇看了后特别高兴，回到北京后有一次见到周总理，他就迫不及待询问：“七爷爷，我们国家也要造原子弹和氢弹了吗？”

周总理一听马上眉头紧锁，一脸严肃地问他：“你是从哪知道这个事情的？听谁说的？”

周国镇没有隐瞒：“我是在武汉看到相关文件的。”

周总理听了之后很生气，嘴里喃喃自语道：“他怎么能把这个文件给你看呢？这个文件只发到省军区，现在还没发到县团级，是具有一定保密性质的文件。”

当时总理办公室副主任许明刚好在场，他给周国镇打圆场：“总理，国镇是我们看着长大的，这孩子不会乱说出去。”

周总理斩钉截铁地说道：“这不是传不传的问题，而是涉及保密制度能不能落实执行的问题，更是组织纪律的重要问题！”

周总理后来就这件事情在中央有关会议上自我批评，要大家引以为鉴，把党的保密制度执行到位。

鉴于当时美国与苏联一直把氢弹技术作为核威胁主要手段，对中国进行严加防范。

毛主席、周总理深知相关实验工作关系重大，容不得一丝一毫的马虎。

正如周总理经常说的一句话：“我们国家太穷，不管做什么事都要精打细算，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失误，都会加重人民负担。”

邓颖超与周国镇都是周总理身边最亲近的人，从人品与思想上，周总理认为他们绝对不会犯错误。

但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这是一条铁律。不仅邓颖超、周国镇、乔金旺等人要严格执行，周总理本人同样也会严格执行。

若是机密满天飞，上级领导不注意这些细节问题，将会对革命工作带来更大的阻碍。

图｜主持工作的周总理

不信大家可以看看，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内部不少高官机要人员纷纷向我党投诚。

正因如此，蒋介石身边没有任何机密，每动一步，毛主席都能掌握得一清二楚，大大缩短解放战争的时间，带领中国人民赢得解放。

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运载火箭等等研制工作同样如此，需要有严格的保密性。

这不关乎任何夫妻感情，也不是小题大做。

结语

读书的时候，一篇《十里长街送总理》深深震撼众人。

“一个怎么样的人，才能受到人民群众如此发自内心地拥戴、敬重？”

疑问慢慢地解开，周恩来是一位为信仰而生又为信仰而死，一生坚守，矢志不渝的革命家，他的遗志成为一代又一代、千千万万“强国有我”青春誓言践行者的毕生追求。

如今，山河犹在，国泰民安，今日盛世，如君所愿，青少年立下鸿鹄之志，少年为中华崛起而读书……

如今，鼎盛华夏，军强国强，百年前您梦想的那个新中国已实现，您的夙愿都已成真！

公者千古！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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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者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