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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玄曦是元代玄教高道,在当时的宗教界、文坛、艺术圈都非常活跃，他又是典型的儒家子弟,其家庭出身和道教生涯值得关注。

遗憾的是,今人对其知之不多,或对其生平记述不清,容易引起误读。

身为道士,薛玄曦广泛结纳士流,往来于文人和士大夫之间，又积极参与文学活动,与名流酬酢唱和,从京都到地方,诗名广传。

他的经历反映出元代儒道深度交融、不同阶层突破界限频繁互动的事实,也是元代道士精神面貌和生存空间的真实写照。

借助薛玄曦的故事,或许可以进一步感知元代士人的交往生态,重新定位元代道士的精神空间和生命历程。

薛玄曦的家世及生平

薛玄曦，字玄卿,名、字又记作玄羲、元曦、元卿,自号上清外史,人多以薛玄卿或薛外史称之。

年12便辞家学道龙虎山,师事张留孙、吴全节等玄门高道,后成长为玄教骨干弟子和著名道士。

他能文善诗,精于书法,儒道兼修,馆阁名臣多与之相交友善,方外高士亦与他情谊甚笃,是元代中后期名噪一时、颇受推仰的文学道士。

薛玄曦出生在一个世代习儒的家庭,祖上多显官硕儒,他可谓是典型的儒家子弟。

薛玄曦的父亲薛勉饱读诗书,见识甚广,颇有德行,是一位称颂桑梓的地方儒师，并且十分重视对后辈子侄的传授训导。

薛玄曦的家族数代生活在江南理学繁盛之奥区,世代效慕儒学,踵绪先业,立德处世,有着极浓厚的家学渊源。

在家庭气氛的熏陶之下,薛玄曦生而颖异,卓尔不凡,不仅道学修行极高,尤其深谙儒学,广为涉猎。

薛玄曦弟玄仪、侄方彦也入龙虎山为黄冠,薛方彦亦能赋诗,兼通琴艺,不仅道行颇高,而且“道藏书、儒家经史,靡所不览”,可谓是博闻洽识,儒道贯通。

从以上论列可以分析得出,薛氏家族世举儒业,尊儒崇学,这样的家庭背景和家学渊源为薛玄曦的成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薛玄曦的生平事迹大多湮没无闻,致使后人对这位享誉一时的玄教高道不甚了解。

作为玄教宗师张留孙的高足,薛玄曦应该是在头几批进入帝都的，薛玄曦荣膺两都崇真宫重要道职,一定程度上说明他的宗教影响力之大,已然获齿玄教骨干成员之列。

作为玄教高层,薛玄曦的宗教才能也是有目共睹的，张留孙有精干弟子54人,其中包括吴全节在内的核心成员16人,薛玄曦就列次核心力量之中。

玄教正是以这批得力助手为依托,短期之内迅速发展成为一个以玄教大宗师为核心的庞大教团,驰骋南北道教界,形成非凡的影响力。

薛玄曦的交友网络及原因

有元一代,文人与道士的交游成为一种时代风尚，儒士文人喜好结纳道流羽人,酬酢唱和,雅相交善。方外之士也乐于结交词章宗匠,切磋艺文,相互提携。

这背后有着极为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宗教情结,透视出元代多元开放、儒道交融的社会生态。

作为元代盛极一时、影响广泛的玄教高道,薛玄曦儒道兼修,不仅道行高深,且儒学色彩、文士风韵尤为鲜明,他“精于玄学,尤善为儒家者流之言”。

作为道士诗人的薛玄曦“诗名早已绕京华”,享誉大都诗坛。能文善书,尤其“行书得体”,可谓是书艺界的“新宠”,备受推挹,俨然是一位高度儒士化的道士。

和其时的道门风尚一样,薛玄曦广为交结儒林中人,馆阁名臣及耆宿名流都是他的交游对象。而他们交游的主要方式是谈玄论文,诗歌往还。

交游诗文仅是薛玄曦交游活动的一个缩影,还不囊及间接唱和之人,实际的交友圈要复杂得多,因文献缺失,加之玄曦诗集不存,不能一睹其交游原貌。

薛玄曦的交游形成巨大的网络,上到馆阁名臣、文坛大佬,下到普通儒士、山林野老,儒士、道人、布衣都是他的交游对象,从大都到江南,从朝廷到地方,从名流到末流,都有文人与之浅吟低唱,情谊甚笃。

其交游活动广泛,互动频繁,典型地反映出元代儒道深度交往的事实，从现存文献来看,“虞、杨、范、揭”已见三家与薛玄曦交往甚密,儒林四杰“虞、揭、柳、黄”都是其重要唱酬对象,程钜夫、吴澄、袁桷、卢挚、王士熙、宋褧、吴师道、李存等名儒更是其心腹挚友。

薛氏与当世名儒的深切交往,证明了道教的儒学化趋势明显。

作为玄教高道,薛玄卿在羽流中的威望很高,道门中人自是鱼水情深。薛玄曦回到龙虎山后,积极参与地方诗坛盛会,江东大儒、安仁人李存是薛玄曦的至交。

李存是陆氏心学传人,又是危素、张翥的老师,深得吴澄的推崇,他有着学者、隐士兼诗人的多重角色。

李存与龙虎山诸位道士均有着极深的交往,他还是向薛玄曦赠文最多者。除此,薛玄曦与马祖常、甘立等色目诗人均有唱和,反映了元代不同群体之间突破族属藩篱、消除宗教隔阂的多元融合特征。

由于元廷宗教政策的兼容并蓄,加之有意扶持玄教的发展,使得道士的地位尊宠显贵。

玄教实际上是一种政治化宗教,张留孙和吴全节等宗教领袖更多的是政治谋臣,玄教道士们在思想上和成分上则表现出明显的文人化和儒学化倾向,文儒和道流交往成为一种社会风气,而这背后却有着深层次的社会背景和原因。

薛玄曦作为玄教的骨干力量,无论是宗教影响,还是个人的学养、才具都是值得一提的,代表了那个时代道士的精神面貌和生存状态。

首先,薛玄曦个人的人格魅力吸引众多儒士乐于与之交结，如此人格魅力,使得当世之人即使“有闻公之风而未之见者,或使图其像以去”,备受推仰的情形可窥一斑。

人们常说,宋元以来三教合一的趋势愈加明显,儒、道合流的论说很多，此不赘述，薛玄曦表现出浓厚的儒家色彩,其文人儒士的情怀是他与众多鸿儒硕彦密切交游的基础。

和斯时众多道流一样,薛氏也是由儒入道，薛氏儒道贯通,诗、文、书皆有盛誉,有着较高的文化修养,实际上以他为代表的道士是儒士中的一个特殊集团。

或者换句话说,他本质上就是一个儒士，因此,道士和士大夫共同的兴趣和品味,是他们频繁互动的重要基础。

元朝实行四等人制,汉族士子尤其是南人的政治地位相对较低,而玄教由于皇帝的宠睐,道士地位又较高。

儒士和道士抱团取暖,互惠互利,也是自身的需要。吴澄、虞集等文坛宗主通过大量诗文对薛玄曦文学创作和道行修养的揄扬,可以提携其发展,扩大道教的影响。

馆臣名士借助于道士的威望和权势,又可以拉近自身和皇权的关系，因此,出于政治的考量也是儒道相交从善的原因。

薛玄曦的文学活动及“清和”诗风

玄教备受元廷的礼遇和宠渥,虽然在道教理论上无甚建树,但却以政治上的信重显贵嘤鸣于世,除此,思想上的儒学化是其与馆阁高层声气相通的介体。

身龙虎宗的玄教道士有着浓厚的儒学色彩,并且诗文、书画无所不通,在思想和成分上又明显表现出文人化倾向,对元代文学也形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作为玄教高道的薛玄曦“日治其文词”,诗文精进,“早工于诗,四方传诵”,在元中期的诗坛异常活跃,是著名的文学道士。

平生所咏诗歌编成《上清集》若干卷、《樵者问》1卷,又荟萃群贤诗文辑成《琼林集》若干卷,遗憾的是都未见传本。

忽必烈在两都均赐建有崇真宫,供玄教道士办公和宗教活动，元朝实行两都巡幸制,夏天在上都清暑、狩猎、狂欢以及处理国务,大量官员、宗教人士都必须扈从帝室驻跸滦阳,产生了数量惊人的上京纪行诗。

薛玄曦也是崇真宫文学活动的积极分子,他经常和馆阁名臣袁桷、马祖常、王士熙一起吟咏。

薛玄曦在崇真宫的文事只是上都文学活动的一个侧影,却真实反映出元代文人和道士的互动是双向的,儒学和道教在崇真宫里进一步得到融合交汇。

实际上,上京纪行诗是玄教道士和儒士用以交流情感的中介,成为元代文坛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

大都是元代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又是玄教扮演重要角色的舞台,自然也是薛玄曦等道教诗人崭露头角、比拼诗艺的擂台。

薛玄曦大概在延祐时就在大都诗坛扬名,相当活跃。即便是谢归江南后,薛玄曦在江南诗坛依然很活跃,他经常来往江浙间,与这里的名士交结,如杭州地区的鳌峰倡和。

薛氏在龙虎山筑造的琼林台一时在文坛引起了不小震动,成为文人们竞相吟哦的尤物,薛玄曦所辑诗集《琼林集》很有可能是同题集咏成编。

不难看出,道士诗人薛玄曦在当时文坛的尊崇程度,反映了元代儒道深度交融的时代特征。

他的诗作大多散佚,仅根据现存29首诗无法探究其诗歌风貌,有幸的是时贤所作诗序和诗评有助于窥探其诗风追求。

龙虎山鸟瞰图画

元代的主导性诗风是清和,代表了文坛的诗风追求。所谓“清”,诗意的清灵秀淑;“和”,情感的雍熙平和,鸣盛世之音。

考察时贤题赠薛玄曦之诗文,人们都把焦点聚集在他的“清逸”之气上。张立仁评价他:“清冰为度玉为标,三拥兰旗上碧霄。”吴澄称赞他:“纯气晃朗,炯然莹净。”

虞集更是称颂其为人“清明而能静”,为诗“有飘飘凌云之风”。这种充满清气的姿态其实是他潜心修真的道人修养和身份本色,内化为诗歌之气质便是“清气为诗”。

在元代,以虞集等人为代表的奎章阁文人群创作的诗歌具有情感平和的显著特征,引领时代的创作取向。

对平和诗风的高度认同,是儒道进一步交融的表征，因此,李存评价薛玄曦的诗风特征也是立足这一点,他说:“余读薛外史玄卿诗,叹曰:‘皆光辉盛大之气,发而为丰腴和厚之音也。’”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了解薛玄曦的道士生涯和生平活动,感受到他儒学化的人格和文人化的雅趣,认识到他无论是在道教领域,还是文学艺术界都是极富盛名的。

同时,借助薛玄曦的个案可以感知元代道士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实际上是元代道教生态的一面镜子。